201609:经济增长、新型城镇化与空气质量关系研究(刘志勇等) 2021-02-22 02:43

  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全国整体以及东、中、西和东北部地区城镇发展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显示,无论在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经济增长与空气污染综合指数均呈型关系;第三产业比重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是正向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对空气质量的作用并不显著;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增加则显著降低了空气质量。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城镇化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经济增长和人口集聚引发的城镇环境问题,尤其是城市大气环境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大气污染严重损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对我国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并以此为基础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进大气污染治理,不仅有利于我国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而且对实现“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准确分析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是改善大气质量的前提。通过对国内外现有研究的梳理与分析发现,在经济增长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方面,Grossman et al(1991)在对大气污染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时,首次提出空气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由于这种形状与Kuznets(1955)提出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先增大后减少的假说相似,因此将其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该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与空气污染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经济增长,空气质量先恶化后改善。EKC假说提出以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并由此展开过一系列的实证检验。一些实证研究(Shafiket al,1992;Panayoutou,1993;Selden et al,1994;List et al,1999;Brajer et al,2008,2011)表明,空气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这种倒U型关系,另一些研究(Martı́Nez-Zarzoso et al,2004;He et al,2009)则发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倒U型关系,而可能是正U型、N型或线性关系。随着我国环境污染形势的日益严峻,国内学者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并做了很多实证研究。通过实证研究,一些学者支持EKC假说,吴玉萍等(2002)、陈华文等(2004)、陆根尧等(2012)等从省级层面,李飞等(2009)、邹庆等(2014)等从全国整体层面分别验证了经济增长与空气污染EKC关系的存在。而凌亢等(2001)、于峰等(2006)、李达等(2007)、丁继红等(2010)、池建宇等(2014)等则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与空气污染之间并不存在传统的倒U型曲线关系。

  Larivière et al(1999)、Ewinget al(2008)等认为,由于城镇化促进了产业升级、提高了能效,因而城镇化会减少空气污染;而Parikhet al(1995)、Coleet al(2004)以及Madleneret al(2011)等则认为,城镇化进程中的高能耗、低效率等原因导致城镇化会加剧空气污染;Dodman(2009)等认为受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城镇化与空气质量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化与空气污染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李建龙(2006)、谢小进等(2009)、王会等(2011)、许士春等(2014)等认为城镇化引起的非农产业集中、人口聚集以及消费结构的变化是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盛广耀(2009)、候阳等(2013)等则认为城镇化通过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可以更有效地配置资源,缓解经济增长对空气质量的压力;马磊(2008)、王瑞鹏等(2013)等则认为短期内城镇化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因素,但长期内城镇化有利于空气质量的改善,即城镇化与空气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

  由于经济增长与空气污染以及城镇化与空气污染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同时我国东、中、西和东北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有必要综合考虑我国经济增长与空气质量、城镇化与空气质量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区域差异。为此,本文利用我国省会城市及直辖市(含4个直辖市及除拉萨外的所有省会城市)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按照全国整体及东、中、西和东北部地区的划分,分析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以及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对空气质量影响的区域差异。

  (2)人均实际GDP。人均实际GDP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往往体现着不同的能源消费强度和环保意识程度。人均实际GDP在人均GDP基础上剔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使不同年份的人均GDP具有可比性。本文以2005年的物价水平作为基期进行实际GDP计算。

  (3)城镇化率。本文选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度量各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人口对环境的压力是毋庸置疑的,城镇人口的增加会直接导致生产和生活领域气体污染物排放的增加。

  (4)第三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衡量了经济结构改变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按照结构变迁假说的观点,人类社会从以农业为主的低污染型社会向以工业为主的高污染型社会转变,之后再向以服务业为主的低污染型社会回归。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三产业比重的持续提升将是趋势性的,其超越制造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将是常态,这种趋势将对我国经济增长、空气质量及各个方面带来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5)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空气质量的好坏不仅取决于气体污染物的排放,还取决于城市环境对气体污染物的吸纳能力。而城市环境对气体污染物的吸纳能力除了环境“自净能力”外,主要依靠以“自然更新”方式净化环境的城市绿化来完成。城市绿化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考虑到30个城市数据的可比性,本文选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来表示城市环境对气体污染物的吸纳能力。

  (6)私人汽车拥有量。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私人汽车拥有量逐年增加。汽车在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其排放的尾气给大气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汽车尾气排放已成为城市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联合国的调查报告显示:世界城市中的空气污染,6成来自汽车尾气,世界各国的研究也对此作出了强力的佐证。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气资源局的研究报告显示,加利福尼亚南部的雾霾,汽车尾气要负一半的责任;根据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发布的数据,昆士兰州东南部的空气污染,汽车尾气占70%。

  由于年鉴资料中缺乏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和拉萨的相关数据,因此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包括我国3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研究区间为2005—2014年。按照各城市所在省份的区域划分,将样本划分为东部10城市,北京、天津、石家庄、上海、南京、杭州、福州、济南、广州和海口;中部6城市,太原、南昌、合肥、郑州、武汉和长沙;西部11城市,呼和浩特、南宁、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和乌鲁木齐;东北部3城市,沈阳、长春和哈尔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本文将首先分析我国整体的情况,然后再分别分析东、中、西和东北部地区的情况,并通过比较分析,指出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对空气质量影响的区域差异。

  本文采用Eviews6.0软件对面板数据分别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并通过Hausman检验进行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之间的筛选,检验结果显示,所有P值都远远小于0.01,表明应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回归结果的整体显著性较好,表明模型较好地解释了空气质量问题。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全国整体还是不同地区,人均GDP指标变量的一次项均为负数,二次项均为正数。这说明,空气污染综合指数随着经济增长呈U型变化趋势,即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阶段时,空气质量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改善,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高阶段时,空气质量则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恶化,虽然这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假说相反,但与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许士春等,2014)。

  在城镇化与空气质量的关系中可以看出,除西部省会城市、直辖市,城镇化指标变量的一次项均为正数,二次项均为负数。这表明,除西部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外,城镇化与空气污染综合指数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倒U型关系表明,当城镇化率低于拐点水平时,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加剧空气污染,而越过拐点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则有助于空气质量的改善。这不难理解,城镇人口的增加一方面会直接导致生产和生活领域气体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另一方面会使更多的人参与到环境保护行动中来,两方面共同决定了城镇化与空气污染综合指数间呈倒U型关系。西部地区的城镇化与空气污染综合指数间呈U型关系,与东北部地区一样,城镇化指标变量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均未通过检验,说明其对空气污染综合指数的作用并不显著。

  关于第三产业比重与空气质量的关系,就全国整体而言,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有利于空气污染指数的下降,其弹性为-0.0132,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三产业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使空气污染指数下降0.0132个百分点。与全国整体的情况一样,东、西和东北部地区的第三产业比重提升均有利于空气污染综合指数的下降,其弹性分别为-0.0866、-0.0153和-0.0118。第三产业比重增加能提升空气质量的这一结果符合预期。值得注意的是,东部省会城市、直辖市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比总体回归系数大且在相同的水平上更显著,说明第三产业比重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要好于全国整体。

  空气污染综合指数对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的全国整体、东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弹性分别为-0.0132、-0.0395、-0.0085和-0.0363,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分别使全国整体、东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空气污染综合指数下降0.0132、0.0395、0.0085和0.0363个百分点。但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对空气污染综合指数的作用并不显著,说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对空气质量的作用很小。这与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杨素昌等,2015)。

  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增加会显著提高空气污染综合指数,在全国整体分析中其弹性为0.0010,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私人汽车拥有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使空气污染综合指数提高0.0010个百分点。私人汽车拥有量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其中,东部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私人汽车拥有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其对空气污染综合指数的作用为0.0027,这样的作用在中部城市为0.0028,而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弹性数值分别仅为-0.0006和0.0005且均不显著。

  本文通过STIRPAT模型,利用我国2005—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全国整体以及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情况,结论及政策建议如下。

  鉴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会恶化空气质量,加剧空气污染。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重视量的增长,更要重视质的提高,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完成从外延粗放型向内涵集约型的转变。

  这是因为,城镇化一方面会直接导致生产和生活领域气体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另一方面会使更多的人参与到环境保护行动中来。为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同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以城镇生态化发展理念为指针,逐步降低能源消耗,创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城镇。

  鉴于此,应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第三产业的总量扩张和比重提高,使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近年来,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第三产业得以加速发展,并已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第一大产业,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工作着力点更多向第三产业转移,这种趋势势必会对空气质量带来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城市绿化具有自净功能,是有生命的城市基础设施,其在改善环境和空气质量、维护城市生态平衡、美化景观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应将绿化建设纳入环境治理、大气污染防治等工程,加大城区绿化建设和维护资金投入,同时,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绿化用地,发挥绿化在大气污染防治、改善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

  汽车尾气污染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许多国家和地区先后采取了不少有效措施。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应采取相应措施,有效地控制随着经济增长而带来的大量私人汽车购买行为。一方面,要采用有效的尾气处理装置,并强制车辆生产厂家将其作为必装部件;另一方面,应大力发展以电车为主的公共交通工具,鼓励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切实有效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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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勇,男,河北衡水人,经济师,经济学博士,现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中央财经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金融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