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宁:对周原遗址凤雏建筑群的新认识 2019-12-11 09:43

  )和以前的云塘—齐镇建筑群、召陈建筑群,从类型学,建筑群在周原遗址聚落变迁中的位置,专业知识的学习与创新等角度出发,论证凤雏甲组的始建年代应为西周早期,凤雏建筑群的设计者的族属为商人,而其使用者身份的为周王或其在周原的代理人。

  自1977年发掘以来,对周原遗址凤雏建筑基址的讨论就一直在进行之中。讨论主要集中在建筑基址的年代、性质及功用和甲骨的族属等方面[1]。2014年,周原考古队有对凤雏基址南侧的F3和F4进行了发掘[2],研究成果已有发表。[3]由于凤雏甲组、乙组、F3、F4位于同一区域,方向一致,及其他下文论证的相同因素,故其可作为一个建筑群进行研究,并与云塘—齐镇、召陈建筑群为目前周原遗址面积最大的三个建筑群(图一、二、三)。乙组和F4面积小,结构不清,应为甲组和F3的附属建筑,因此本文主要以乙组与F3为对象,主要讨论甲组的年代,兼及整个建筑群设计者的族属与使用者(即建筑的主人)的身份。

  甲组的始建年代有先周晚期、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偏晚等看法,、废弃年代的认识从康王时期到西周晚期。马赛从层位关系和其他几个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她认为凤雏甲组建筑的年代下限在西周晚期,年代上限不能确定。笔者赞同她对F3发掘之前资料的分析。据简报介绍,F3的始建年代为西周早期,废弃年代为西周晚期。本文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做论证甲组的始建年代,顺便论及整个建筑群设计者的族属。

  杜金鹏曾以建筑组合(建筑布局)为视角,将周原遗址的三个建筑群分为甲乙两类,甲类为“密联式”组合,乙类为“散点式”组合。他认为甲类“应是秉承了商代宫殿建筑的主要制度和要素”,“与中原夏商宫殿建筑,具有一脉相承的共同特点,或可认为就是商代宫殿在周原的移植。”并且“凤雏建筑则是周原宫室中体现商文化宫室建筑特性的唯一例证,属于周原宫室建筑的‘特型’”。乙类应是‘西土’文化的代表,“基本特质后来被秦人所继承”。笔者赞同这种分类和对甲类来源的分析,但对乙类的认识则有不同意见。细观杜文论证可见,其用来证明乙类来源的是仰韶时期半坡遗址和大地湾遗址的大房子,其后经过龙山时期、二里头时期、商代、西周早期最少2000年以上的时段,虽然可以联系,但证据明显过于薄弱,所以目前可以接受的意见是,乙类不同于甲类。

  曹大志、陈筱利用了平面布局、庭院占比、正堂进深等8项指标对商周大型建筑进行了比较。 他们认为“凤雏三号基址具有多项承前启后的特点。三号基址的一些特征与商代大型建筑相似,如“回”字形的总体布局、横长方形的庭院、连接为一体的台基;但是更进一步观察,三号基址又表现出一些西周大型建筑才具有的特征,如较小比例的庭院、较大的建筑进深及其反映的更复杂梁架。”“可以说三号基址是一个难得的标本,它使我们可以把商周建筑的演进历史看得更为清楚。”笔者完全同意他们的认识。细究简报,需要注意的一点是,F3的南面为断坎,所以F3的整体布局有两种可能,一是为一进密联式,二是为两进密联式。若是两进,则对其承前启后的认识又是一个支持。

  结合杜金鹏对基址的分类和曹大志、陈筱对基址演进历史的认识,我们会发现凤雏甲组与F3的相似性。F3为一进,与甲组相近。若为两进,则更相近。因为甲组只是将第二进的院子分为东西两部分罢了,所以从类型学的角度可以认为甲组与F3布局相近,可能处于同一历史阶段。

  进一步分析可发现,F3(甲类)的始建年代为西周早期,召陈建筑群的始建年代为西周中期,云塘—齐镇建筑群(乙类)的始建年代为西周晚期。甲组又与F3同相邻,所以有理由认为二者基本同时,甲组的始建年代为西周早期是很有可能的。

  甲组的始建年代是否可以早到先周晚期呢?笔者以为可能性还是有的。虽然《诗﹒大雅﹒绵》里讲到古公亶父营建城墙、宗庙、宫室,但目前所有先周时期的遗址中都未见到过大型夯土基址,所以古公时期可能性不大。而文王时期是有可能的。据笔者分析,周原遗址已经成为关中地区的第一级中心聚落,面积为500万平方米左右,其周边出现了周公庙、孔头沟、劝读、水沟、贴家河等一批面积在100万以上的次级中心聚落。发现了大型夯土基址、铸铜作坊、空心砖等。说明周原遗址这个时期也可能存在大型建筑基址[4]。但由于没有确切的考古资料,所以暂且将甲组的年代定为西周早期。

  2013年,2013年,周原博物馆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周原遗址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全面调查,建立了周原遗址先周晚期至西周早、中、晚期的聚落结构图(图四—七)。承蒙各位负责人的允许,本文使用他们对聚落布局的认识来佐证凤雏建筑群的年代。

  根据图四—七可发现,从先周晚期到西周晚期四个阶段中,聚落逐渐在扩张,而扩张方向主要是从遗址中部的王家沟东侧向东一直扩展至美阳河西岸。对此王占奎也有相似的认识[5]。凤雏建筑群出现于西周早期聚落之中,召陈建筑群出现于中期聚落中,云塘—齐镇建筑群出现于晚期聚落中。可以发现,建筑群的时代与聚落的扩张阶段保持同步,即先周晚期阶段未发现大型建筑基址,西周早期出现商文化风格的建筑,中晚期时周文化风格的建筑开始出现。

  先从西周初期的铜器铸造开始分析。张懋镕曾指出,“在西周初年,周人的青铜器铸造技术远逊于商人,尚处于模仿学习阶段,殷人是周人的老师,整体文化高于周人。” 他认为周系统铜器的基本特征在西周初年时,以模仿商器为主,所以商系统和周系统铜器不易区分,即商系统铜器占主导地位。西周早期偏晚周人风格开始显现,两个系统的面貌出现差异。中期以后商系统向周系统靠拢,周系统铜器占主导地位,两大系统风格渐趋一致。[6]岳洪彬曾综述了从宋始对商周铜器区分的历史[7]。他指出“学者们所采取的比较方式,更多的是以西周初年之器与殷墟最晚期同类器相比,或对二者的组合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毫无疑问,这样得到的结果更多的是二者的共性,二者不同的方面则表现的不够明显。”他的做法是“仍以器类、器形、花纹、铭文和组合等方面的比较为主,……即以殷墟最晚期铜器与西周早期铜器进行比较,以着重考察二者之间的共性。之后,再以代表西周铜器成熟风格的西周中期铜器与代表晚商铜器成熟风格的殷墟铜器第二期晚段和第三期之器进行比较,重点考察二者之差异。”通过上述五个方面的对比后,他认为殷墟最晚期铜器与西周早期铜器之间在器类、器形和纹饰方面保持着很大的相似性,在铭文和组合方面虽有相似,但相异占主导。内田纯子通过对商末周初铜器和殷墟孝民屯陶范的研究,指出“随着历史上和经济活动中心的移动,商末到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铸造作坊也随之移动”[8]。马赛分析了周原庄李和洛阳北窑铸铜遗址、周原齐家制石作坊中的墓葬后,她认为管理者和工匠的族属都应为为商人。综合以上四位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铜器铸造包括了器类、器形、花纹、铭文组合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是当时社会中的一门专业知识,必须经过长期的模仿和学习才能掌握,进而才能有所创新。西周铜器铸造经过了早期的仿造、学习和部分创新,到中期才确立自身的风格,占据主导地位。在此过程中,商遗民可能始终都有参与,其身份包括管理者和工匠。

  依据上述认识来考察大型建筑的建造。据学者总结,夏商两代的建筑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项:1,我国古代建筑各主要类型的雏形已逐渐形成;2,“城以卫君,郭以守民”的建城原则;3,“前朝后寝”的宫室布局;……6,抬梁式木架成为建筑的主要结构形式。其他还有如主要轴线的一致性,夯筑城墙之前的丈量与定位,排水沟道和陶水管的使用等[9]。由此可以看出,至迟到商代时,大型建筑的建造也已经是一门专业知识和技能,包含了丰富的代数、几何,甚至力学、水利、管理学知识。周人先祖的活动区域位于商王朝西部边陲,人口稀少,文化落后。考古资料表明,所有与周人起源有关的考古学文化中都未发现过典型的大型建筑基址。所以根据同为专业知识的西周铜器铸造的发展过程,可以认为,周人的早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凤雏建筑群)也应是对商代建筑形式的模仿与学习。若考虑到建造大型建筑所需的知识与铜器铸造同样复杂多样,则其设计者更应为商人。同时,参考西周铜器铸造的发展过程,也可发现大型建筑也遵循着同样的过程,即西周早期的凤雏建筑群秉承商代建筑特征,中期的召陈建筑群体现周文化特征,晚期的云塘—齐镇建筑群,此后秦马家庄宗庙建筑延续其风格。

  观诸历史,此类现象同样众多。边疆少数民族(周人亦当归入其中)建立政权之初大兴土木时,其都城规划、宫殿布局无不向中原王朝学习,并由中原专业人才设计和负责施工,最终建成与中原王朝都城、宫殿几乎相同的复制品,甚至主要宫殿的名字都会原封不动的采用。历史上南北朝时大夏赫连勃勃在今陕西省靖边县建造的统万城,契丹建立政权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兴建的上京,女真建立政权后在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兴建的上京等,都是边疆落后少数民族在与中原王朝交往过程中,强大起来以后才开始营建的。还有日本历史上的飞鸟京、平城京等,城市布局仿自唐长安城,大殿亦取名太极殿。这些都是落后社会向先进社会学习的表现。周人起自发达的商王朝西部边陲,其最初的宫殿建筑与商式建筑相同,也是符合这个历史现象的。

  据马赛统计,关于凤雏甲组的主人有王室、非王室、贵族、周王、士、卜人、商贵族后裔、非周人等多种认识。徐良高结合杜金鹏与孙华的认识,从“殷材周用”的角度出发,推测甲组的主人为生活在周原的商贵族后裔[10]。孙庆伟最近也认为F3的主人为殷遗民[11]。曹大志和陈筱则认为“能够与凤雏的社相联系的‘官方’则只能是王室代表的西周国家”。上述认识虽有不同,但都是以建筑本体和具体遗迹(甲组内出土甲骨和F3院内立石、铺石)这两点来展开分析,而对各建筑群在周原遗址聚落结构中的位置则未能给予关注。笔者从此角度,并结合上节分析对其主人做一推测。从图五可以看出,周原遗址西周早期聚落中的大型建筑基址群仅有一处,就是凤雏建筑群。结合上节的分析,我们知道西周早期的大型建筑必然延续着商代建筑的风格,甚至其设计者就是商人,但与铜器铸造相同的是,其使用者或掌握分配者更应是周人,尤其是在周原这个周人的都城之中,唯一最大的建筑群若不属于周王或其在周原的代理人实难令人信服。孙庆伟曾从F3院内立石顶部截面的“亞”字形,F3南侧殷遗民墓地,“周”字陶文的分布,庄白微史家族铜器窖藏等出发,认为凤雏建筑群所处区域是以微史家族为代表的殷遗民居邑。但这个居邑的范围涵盖了今凤雏南、董家东、齐家北、礼村、庄白南,面积约为周原遗址西周早期聚落的一半。并且,他还认为凤雏建筑群所在地为“周”地的核心,而“周”即为现在的周原遗址。若果真如此,则寻找周王或其代理人在周原的遗存将面临巨大的困难。

  [1] 具体讨论详见以下三篇论文: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北京。杜金鹏::《周原宫殿建筑类型及其相关问题探讨》,《考古学报》2009年第4期。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

  司,2002年,北京。马赛:《聚落与社会——商周时期周原遗址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6月。

  [2] 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凤雏三号基址2014年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7期,总第144期。

  [3] 曹大志、陈筱:《凤雏三号基址初步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7期,总第144期。孙庆伟:《凤雏三号基址与周代的亳社》,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六十六期。

  [4] 宋江宁:《区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商代关中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5月。

  [5] 王占奎:《周原遗址扶风陂塘与水渠三题》,宝鸡市周原博物馆编:《周原》第1辑,陕西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2013年,西安。

  [8] 内田纯子:《商末周初青铜彝器的断代及其制作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北京。

  [10] 徐良高:《“殷材周用”与周原凤雏甲骨性质初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北京。

  [11] 孙庆伟:《凤雏三号基址与周代的亳社》,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六十六期。